卡拉合伙人免费代理：支付机构之灵活用工的AB面

政策鼓励、税务合规压力、平台经济爆发等多方因素促成国内灵活用工市场自去年疫情以来持续火爆，也逐渐成为支付机构寻找增量业务的新风口。

“现在几乎家家支付公司都在做，市场很热，利润比传统支付手续费高不少。”一位北京支付行业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根据5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最新数据，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其中蕴藏的税收“筹划”和收付款、清分需求庞大。去年以来，数十家支付机构挤入这一赛道，近期国内最大收单机构银联商务广东分公司旗下灵活用工平台正式上线，成为该领域又一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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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年来疲于转型的支付行业，受到政策加持的“灵活用工”被视为难得的高利润增量赛道。不过，需要关注的是，由于涉税行业的高敏感，参与者鱼龙混杂，套利空间巨大，支付机构在这一领域的入局“姿势”也各有不同，正门偏门俱现，面临的合规压力也需要引起警惕。

正面：搭建分账系统、解决代理发薪需求

“我们刚刚和一家支付机构合作了一个灵活用工解决方案，他们主要负责搭建分账系统。”一位北京财税平台人士向记者透露。

灵活用工模式近年来随着滴滴、美团等平台型互联网公司崛起，国家税务总局去年10月底发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8765号建议的答复》中明确：“灵活用工人员注册成立个体工商户、或者虽未注册但在平台从事生产、经营性质活动的，其取得的收入属于‘经营所得’应税项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一旦将平台经济外包人员收入算做经营所得，则缴税比例可以大幅下降。政策层面上对灵活用工模式明确鼓励后，很多互联网平台公司开始设立子公司获取相应税务委托代征资质，支付公司也更加踊跃入场。

近年来，已有数十家机构均有相关灵活用工子业务推出。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目前灵活用工市场的主要参与者至少包括三大阵营：互联网平台公司、人力资源公司，支付公司。其中平台公司有真实业务，人力资源公司通常具有各地税务局的委托代征资质，解决外包员工的薪金发放和个税核定代缴。一些大型支付公司可以作为合作方来从事账户系统搭建、资金清分的角色。

一位华东支付机构人士告诉记者，针对灵活用工发薪需求，支付机构原则上主要解决的是资金安全问题——用人企业在与外包人力资源公司合作时，企业无法监测人力资源公司是否会把发薪资金真正付到相应员工手上。在这个场景中，支付机构可以通过账户体系进行管控，薪资发放时，以用工企业确认的资金表为准进行发放，可以确认付款公司名称、资金流及票据流是否统一，同时避免了很多灵活用工平台“二清”的风险。

不过，支付机构在杀入这一市场时并不仅仅是扮演资金通道的角色。“我们已经拿到了海南的税务委托代征资质，可以自己来做业务。”一位北京支付机构人士向记者透露。

事实上，支付机构的业务特征确实是一种典型的“灵工”模式——层层代理人体系在发放佣金时，此前长期没有合理完税凭证，在国家税务政策趋严背景下，特别是一些支付机构已经上市，将机构与代理人之间的资金关系合规化的需求非常强烈。如果主体资质和业务体量足够，确实有可能自己拿到委托代征资质。

在前述支付机构人士看来，灵活用工对当前追求真实商户的支付机构是颇为优质的场景，企业在给外包人员发放薪金时，需要一个高效、安全的分账系统，这恰恰是支付机构的主营业务。“而这个场景很容易变成支付机构新的获客渠道，继而运营其他增值类业务。”

更重要的，灵活用工业务利润颇丰。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告诉记者：支付机构的传统收单手续费是千分之三到千分之六之间，其中还包括银联和发卡行的部分，但灵活用工业务在去年前期竞争不太激烈时，可以拿到比收单高得多的利润。

据了解，灵活用工行业的分润通常能达到百分之一左右。而记者初步统计，目前易宝支付、通联支付、嘉银支付、连连支付、拉卡拉、苏宁金融等多家机构均有相关灵活用工子业务推出，其中一些是满足自身代理分润时的需求，一些是满足自身生态内上下游商户需求，一些是单纯通过与灵工平台合作从事账户搭建和资金清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针对中小企业的To B服务，支付机构为企业做分账系统甚至开户还存在一定监管模糊之处。今年“五一”节前夕，监管约谈13家平台企业金融业务负责人时首次提到“严防非银支付向对公业务扩张”，不过这种对公业务的模式监管并未挑明。

一位互联网平台公司支付业务线人士认为：灵活用工涉及的一些分账、代发薪都是对公业务的范畴，未来不排除会有所收缩，但监管态度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行业反弹也很严重。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向记者直言：非银支付进入对公领域，有人认为“动了银行安身立命的奶酪”，也与非银支付小额、便民的定位不符。但很多小微企业、灵活用工平台的业务量小，银行看不上，市场需求真是存在，确实需要支付机构解决方案的补充。

背面：虚拟业务，反洗钱压力巨大

记者向知情人士了解到，目前在灵活用工领域颇为激进的玩家已通过参股或代持形式，在湖南、海南多地税局拿到从事这一业务关键的税务委托代征资质。

值得注意的是，灵活用工政策鼓励、发展空间巨大，为何支付公司对此颇为低调，获取委托代征资质时也多不与支付机构持牌主体发生直接股权关系？

“主要担心税务和反洗钱风险。”前述财税公司人士告诉记者。

目前灵活用工平台行业涉足机构数百家，各地税务政策不同、平台玩法不同，不少业务难免灰色，支付机构跨界财税领域，专业门槛亦带来不小业务风险，这是支付公司目前多以编外公司入局隔离风险的重要原因。

“除了一些大型支付公司，小一点公司很难拿到大型灵活用工单位的业务，很多平台不认支付机构的资金流水，只认银行。特别是国家政策明朗后，互联网平台企业很多都自己入局拿了委托代征资质，单纯第三方并不好干，哪有那么多真实的灵活用工业务呢。”一位北京支付行业资深人士表示。

打着灵活用工，虚开发票洗钱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前述财税平台人士告诉记者：“黄赌毒的钱需要出口，一些小的灵活用工平台不对真实业务进行审核，甚至可以帮助机构造假，完成洗钱或者逃税。一件传统的业务需要四流合一：资金流、发票流、合同流、物流，一些灵活用工平台可以帮助不法业务去虚构出合同，完成业务造假。”

“不久前就有一家公司找到我们，想走一笔几个亿的账，很明确是赌资，让我们做一批合同，能抽10%的点，但这种风险太大，碰都不能碰。”该人士表示。

前述支付行业资深人士认同上述说法。“现在有一种趋势是，小的灵活用工平台不以真实众包业务为基础，而是以支付走账和税务筹划为卖点。”他表示。

随着国家对企业减负降税，对高收入个人税收比例加大，税务筹划在近年来迅猛兴起，这也是很多灵活用工平台主打的业务方向。税务筹划本质是采取合法合规形式来实现企业节税，但通过灵活用工平台有了新的避税甚至逃税价值。

“比如为一些传销平台走账，把这些人头的费用合理化包装，比如做成营销费用。另一种多见业务模式是公司高管薪酬的拆分避税，通过找一些高管的远房亲友或老乡，包装成灵活拉卡拉电签用工人员在平台接任务，然后以薪金形式发给这些人员，按照经营性所得低比例缴税。”前述支付行业资深人士称。

上述情况，不论对参与支付系统搭建还是亲自上阵做税务筹划的支付机构及关联方，都是挑战。据记者采访了解，目前国内税务监管态度整体为包容审慎，出于对灵活就业的鼓励不会一刀切，但同时一些地区也在收紧委托代征资质的发放。

2020年11月，共享经济模式服务平台布角科技涉嫌虚开13亿增值税专票案爆发，成为全国首例运用网络平台虚开税票的典型案件。其涉嫌犯罪行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灵活用工平台的通行做法。也让很多小机构一度避风头暂停了业务。

从盈利模式看，大多数灵活用工平台目前主要是依靠税务局补贴，吃政策红利。据记者了解，在薪金发放后，灵活用工平台通常会为用人企业开具6%的增值税专票，而这些具有税务代征资质的平台还会从税源地政府拿到多则2%的补贴（各地标准不同）。“整体看目前这个行业还拉卡拉POS机电签版是鱼龙混杂，大部分灵活用工平台的业务模式还是靠享受税源地的税收返还政策，缺乏税务优化的核心竞争力，未来肯定会淘汰掉一大批。”前述财税平台人士表示。

文：中国经营报记者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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