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现金支付的“四重门”
一边是巨大的市场,另一边是重重门槛,这就是无现金支付所面临的环境
拉卡拉代理
在北京一家快餐店内,一名顾客使用 Apple Pay 支付服务购买食品
201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提到,要重点针对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开展全面摸排和查处。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创新进程加快,在提供给消费者方便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灰色地带。而在第三方支付行业,一些公司不断挑战红线,有的把利润完全建立在用户备付金利息之上,有的把支付牌照价格炒上天,还有的直接“套码”、“套现”违规操作,甚至对接不法“二清”机构,最后被携款跑路。
截至2017年1月,央行共清理出239家无证即非法从事支付业务的机构。
截至2017年5月中旬,央行正式注销的支付机构名单已达10家。
除了“红牌”罚下场,对支付机构的罚款单频现,几乎所有大中小型支付机构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罚款处罚。
而这,只是无现金支付在漫长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其中一道门槛。
银行
安全POS机对唐彬而言,故事从2003年8月开始。那年,第三方支付还是个新鲜事物,他创立了易宝支付。
“当时的金融系统和技术还不发达,银行后台与企业之间资金流动的对接都还不是很畅通,支付很不方便。”唐彬告诉本刊记者。
于是,出现了一些专门做支付网关的机构,它们把银行后台对接好,再接入商户,成为一种新模式。
第三方支付机构像一个中介,搭起了银行和商户之间更为方便的桥梁。这一期间,包括网银在线、快钱、拉卡拉、汇付天下等一批支付机构纷纷成立。
在线下,收单分为ATM机和POS机两种,而支付机构只能通过POS机完成收单业务。因此争抢商户和用户、全面布局POS机,成为不少支付机构的重中之重。
根据央行支付体系历年运行总体情况数据统计,全国联网POS终端保有量在2008年已达184.5万台,创下最高增长率56.2%。
而这一局面,随着线上收单业务的兴起,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2004年12月,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支付宝成立。蚂蚁金服商学院副院长朱红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支付宝作为一个担保交易平台,创造性地解决了电商业务中无现金交易的信用和安全问题。”
这恰恰也是银行留下的机会。
从技术上来说,当时使用网上银行转账,还需要在电脑上插入一个形似U盘的数字认证工具,较为落后;而从规模上来说,为个人用户服务的担保业务对银行业来说微不足道。
2016年,花旗银行对Fin Tech(即financial technique,金融科技)带给银行业的冲击做了一份研究报告:预计2015~2025年间,银行雇员将减少30%;而个人贷款、中小企业贷款、移动支付和财富管理将是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业务。
上述报告中还提到,第三方支付公司比银行的优势在于:其将支付当作是接触用户的一个入口,这有助于它们日后向其提供更多金融服务,比如“存款”和财富管理服务、借贷服务及网络银行服务。而单单支付这一活动就能积累大量有价值的用户交易数据。
盈利
2011年5月,央行公布了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名单,包括支付宝、财付通、中国银联、易宝支付、网银在线等27家公司。
pos机怎么用
这时候,已基本形成了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的用户黏性平台,和其他支付机构的开放式平台两大阵营。
唐彬透露,彼时每产生一次刷卡交易会收取交易金额约1%~2%的手续费,通常这笔手续费按照发卡银行、收单机构、银联7:2:1的比例分成,而支付机构主要参与的就是这两成的收单机构手续费分成。
这显然是个“走量”的长尾生意。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全国联网POS终端保有量一直以40%以上的速度增长。截至2016年末,这一数字达到了2453.50万台。以拉卡拉为代表的支付机构,甚至推出了手机刷卡器,借此撬动普通消费者使用手机进行刷卡的新市场。
而在市场增长的同时,支付机构还需面临另一压力——央行不断降低的刷卡费率。
央行降低刷卡费率的逻辑,不仅仅是为促进银行卡产业和市场的发展,也是为了进一步降低商户经营成本,改善商户经营环境,进而扩大消费,促进商贸流通。其效果也很明显:银行卡渗透率由2001年的2.7%上升到2016年的48.47%。
从2003年至今,央行两次下调刷卡费率:2013年2月首次下调,实行政府固定发卡转接收益,指导收单收益,总体下调幅度在23%~24%;2016年9月,央行再次下调刷卡费率,其中餐饮娱乐业的刷卡手续费费率降幅超过一半,经央行初步测算,政策实施后各类商户合计每年可减少刷卡手续费支出约74亿元。
这进一步稀释了支付行业的利润。
“目前支付机构平均下来能从商户那儿拿到千分之六的手续费,同时需要给银行千分之二的通道费,相当于千分之四的利润。几乎可以说,在255家拥有牌照的支付机构中,实现盈利的不超过50家。”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也有业内人士判断,支付平台上的交易规模必须超过千亿元,才能盈利。以此推算,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公司可能远不足50家。
“一千亿可能还不够,如果是一般的通用模式,靠利润很薄的线下收单业务,我估计还很难持平。”唐彬告诉本刊记者,这令他确信易宝支付选择的行业模式是对的。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占据了绝大部分行业份额,他们通过用户迅速占领了市场,其余支付机构也只能夹缝中求生存。我们做的是垂直的2B模式,可以为客户实现分账、资金归集、供应链金融等服务。”他说。
“其实,对于大平台来说,其流量还会带来广告等其他方面的收入,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赵鹞告诉本刊记者。
牌照
2016年8月,央行宣布,首批拿到支付牌照的27家公司支付牌照得到又一个5年的延期。
根据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于2017年4月26日发布的《中国支付清算行业运行报告(2017)》,目前拥有央行发放支付牌照的机构共有255家。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曾向媒体披露,截至2017年1月,全国共清理出239家无证即非法从事支付业务机构,“支付市场供给和需求有一些失衡,供大于求的情况比较严重,行业存在过度竞争。”
央行对支付牌照的严格控制,使得支付牌照成为新的稀缺资源,引发各大企业对支付牌照的争抢。因为规定无法进行牌照转让,他们通过收购支付机构大部分股权,间接获得支付牌照。
2015 年 1 月,万达耗资 3.15 亿美元收购快钱 68.7%股权;2016年1月,海立美达以30.4亿元收购支付公司联动优势;2016年8月,恒大完成对支付公司广西集付通的收购;同月,美的集团以3亿元参股支付公司神州通付,获得牌照;2016年12月,绿地集团参股支付公司山东电子商务,完成收购。
“为什么大家都想进入到支付这个行业?一方面,某种程度上存在互联网金融泡沫,另一方面,大企业的确有钱,那就必须用起来。支付作为一个基础设施,还是值得投资的。”赵鹞评论说。
唐彬也常被问易宝支付是否出售,有次,他的部下甚至在公司楼道间,碰到一个陌生人问:“易宝5亿元卖不卖?”尽管赚快钱极具诱惑力,但唐彬都拒绝了,他认为支付行业的前景还很广阔。
乱象
2016年8月起,央行集中对存在“二清”的支付机构进行了处罚。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二清”机构手上掌握更多的本地商户资源,支付机构倾向于把地推工作留给“二清”机构做,这是行业内“几乎普遍存在”的市场乱象。
上述人士认为,商户和支付机构并没有真正碰面,资金通过“二清”机构在流转,这会造成一个巨大的风险,因为支付机构要先把钱结给“二清”机构,然后“二清”机构再把钱结给商户,这中间有个时间差,一些“二清”机构就截款跑路了。
赵鹞也观察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监管部门,对于“二清”机构都缺乏有效的监管方法,再加上相关法律不完善,“二清”机构甚至可以低成本地“为所欲为”,发生问题后只能由支付机构兜底埋单。
“如果银行把网点外包出去的话,是不是会发展得更快?但是为什么银行不能把网点外包出去?因为它要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这种基本的法律义务,要识别客户。难道支付机构就不需要这么做吗?”赵鹞表示。
“二清”乱象只是支付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
事实上,以金融的严标准要求追求规模效益的互联网平台企业,这个过程充满痛苦,几乎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要付出代价。易宝支付、银联商务、钱袋宝、拉卡拉,甚至连一向谨慎的支付宝和财付通,都被罚过。
“我们已经积极整改,坚决不与‘二清’机构合作,同时加强内部管理,把前段营销团队的业绩导向,调整为更为长远的、全局性的导向,不能因短期利益损害长期利益。”唐彬告诉本刊记者。
如今,“支付老兵”唐彬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处在一个日息万变的行业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市场与监管、市场内部不同角色之间的角力。
“我们的出发点一定是符合监管。我们与巨头也是合作关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巨头们实质上已经是‘银行 支付’了,除了做支付,还经营着跨行清算业务,这和普通只做支付业务的公司完全不一样。银行得按银行监管,支付按支付监管,才能最大程度保障公平。”唐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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